屈原的生平经历

屈原的生平经历

屈原，中国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曾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屡遭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关于屈原的生平经历，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人物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汉族，出生于楚国丹阳，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丹阳，即今湖北秭归，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屈原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初露才华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任职高位

三闾大夫屈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为了打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极力劝谏，但是楚王不听，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于汉北楚古都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一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韩、魏趁机偷袭楚国至邓（今河南邓州），楚国军队兵畏惧，从秦国回归。韩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仓立。孟轲议定在周赧王三年离开齐国。孟轲主张“性善”，劝齐宣王行仁政，劝滕文公行“井田”，均因为迂阔难行，不受两国采纳。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流放背景：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公孙衍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公孙衍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郝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自投汨罗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主要影响

文学成就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九章》（《惜诵》《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涉江》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

屈原在许多诗歌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愤慨中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创作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屈原是爱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对玉的认识和感受：“抚长剑兮玉珥”“白玉兮为镇”“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chéng，一种美玉）美之能当”。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楚辞》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后人因此将《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政治功绩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体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时间对于屈原来说，最现实的意义在于早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远远高于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面是自恋人格和人格编织的臣妾意识。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为自己的终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为楚怀王尽忠，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识。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个被君王抛弃的妇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隐藏着“臣妾意识”，即使怀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状，以忠为邪，即使自己陈情自白，指天为誓，即使自己饱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聩的国王醒悟过来。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份天真，无疑是一种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义，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不断强化和稳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场失意，美人迟暮的自恋自伤便婉转不尽。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辛弃疾参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结果，但辛弃疾依然难以释怀，随着年华的老去，随着君臣苟且的继续，国家大事，恢复大业，变得越来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样唯有“断肠”当之。可以说，辛弃疾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艺术创作上自觉继承屈原的一个典型。他的被弃置，他的“忠君爱国”，他的臣妾意识，他的艺术创作特色，无不是屈原的异代知音。

轶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该姓相传出自祝融氏，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后来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