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生平简介

范仲淹的生平简介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一些耳熟能详的古诗吧，那么大家对创作诗句的诗人有什么了解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诗人范仲淹的生平简介，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仲淹义田

诗曰：宋范仲淹， 千亩义田， 以济群族， 衣食赖焉。

宋朝宰相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自幼孤贫，勤学苦读，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９８９年）八月二日，次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①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②，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一心想要济世救人。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问道：“我以后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说：“小小年纪，口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你看我可不可以当医生？”算命先生很好奇，怎么两个志愿差这么大？他就问范仲淹为什么？范仲淹回答：“唯有良医和良相可以救人。”算命先生说：“你有这颗存心，真良相也。”

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二十一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③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④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⑤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白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够，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步入仕途。

仁宗天圣六年（公元１０２８年），当朝宰相王曾、副宰相晏殊赏识其才干，保举他到北宋中央任秘阁校理。从那时起到庆历五年（公元１０４５年）为止的十七年间，他曾四次进京任职，又四次遭贬降职，屡遭打击，政治仕途可谓“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清正廉洁、坚持改革，与朝中一些守旧官员以及腐朽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１０３３年），范仲淹被召进宫里，任右司谏。但没过多久又因得罪把持朝政的守旧官员受到排挤，再次被贬出东京。他第一次在朝任职时，正值仁宗皇帝继位不久，但这个皇帝并不掌握实权，大权全掌握在刘太后手里。刘太后独揽大权，胡作非为，满朝文武官员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范仲淹一人不顾自己官小位低，冒死上书，请求皇太后把大权交给仁宗皇帝。副宰相晏殊见状大为吃惊，连忙劝道：“你这样上书，不但自己倒霉，还要连累我这个推荐人。”范仲淹听后严肃地告诉他：“尽管我是你推荐的，但你却常常因怕我不称职而感到羞愧，没想到现在我又因为忠直而得罪了你。”晏殊听后，无言以对。后来范仲淹终因大胆上书而触怒刘太后，被赶出东京，贬至河中府任职。

景佑二年（公元１０３５年），他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第三次被召进东京，授天章阁待制。但这次他又因揭露宰相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嫉妒贤能的丑行而受到打击再次被贬，到陕西任职。在送别的途中，他对送行的朋友这样说：“第一次被贬，你们在送我时说我是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你们说我是此行愈光（更加光荣），这次你们又称我此行尤光（尤其光荣），而我这前后已是‘三光’了。”

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３年），范仲淹又一次奉诏回京，不久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富弼、韩琦等人共同主持朝政。这时的北宋王朝阶级矛盾非常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边境夷族又乘虚而入，差不多已成为瓜分豆剖、揭竿而起的境况。为了挽救国家命运，宋仁宗把一向主张改革的范仲淹调回朝廷委以重任，并请他拿出改革方案，支持范仲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但没过多久，他的改革方案又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在他们的反对下，这次改革又一次失败。随后，范仲淹又被贬。这次他被贬至邓州任知州。

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也就是在范仲淹主办“花洲书院”的同时，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派人来见他，并送上书信一封。原来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的地方官员后，经过一番努力，把当地治理成一个经济繁荣、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他便决定整修江南名楼———岳阳楼，请自己的好友范仲淹作记。他先画了一幅岳阳楼的草图并附书信一封，派人送至千里之外的邓州。

面对老朋友的千里求文，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⑥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当晚范仲淹乘着酒兴，在花洲书院秉烛执笔，参照岳阳楼的草图，他仔细构思起来。当时正值农历九月中旬，秋高气爽，菊香飘溢，拿起笔来他顿时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了自己在邓州为民做出的一切。他觉得仅仅治理好一个地方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都富裕了，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安居乐业。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都应该以天下为公，要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质，想到此，他便奋笔疾书，很快写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范仲淹一生中与多位法师交往，于佛法中深有获益，从他的诗文来看，其思想中颇有与佛教相通的地方，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经中汲取营养，壮大儒学。所以他能以洗炼优美的文字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篇名作就是范仲淹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后来被历代仁人志士奉为经典，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催人奋进的思想光辉。

范仲淹还是一位颇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当时，西夏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范仲淹被朝廷派去指挥西北边境的军事。他一上任就整顿军备，使宋军很快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扭转了西北战局。他还十分注意发现人才。他发现一个叫狄青的小军官作战有一套方法，就打破常规加以提拔。正是由于范仲淹的无私推荐，狄青才从一个下级军官迅速成为了历史名将。

他救济穷苦的人家，当宰相时，便把俸禄拿出来买了近城的好田一千亩，称它“义田”，给贫穷无田地者耕作。每天有饭食给他们吃，每年有衣服给他们穿，凡是有嫁女儿的、娶媳妇的、或是有亡故的、安葬的种种事情，都拿钱贴补他们，并且选择他族里年长又贤良的人，去管理这件事，一切银钱的付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计划。实践了他年轻时念念利益众生的宿愿。

有一次在苏州买屋居住，一位风水先生盛赞此屋风水极佳，后代必出公卿。范仲淹心想，既然此屋风水能使后代显贵，不如改为学堂，让苏州城百姓的子弟入学，将来众人的子弟都能贤达显贵，较之自己一家的子弟显贵，岂不是更为有益吗？于是立刻把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读书，让国家有更多的栋梁之才。苏州在此地就学的学子们，在这八百年的过程中，出了三四百个进士，几十个状元。

还有一次，他吩咐儿子范纯仁⑦押解五百斗麦子回苏州老家，在运输的过程中，刚好遇到了父亲的故友，在交谈中了解到他的家境十分贫寒，父母都没能葬好，女儿也没有嫁妆。范纯仁知道后，马上将五百斗麦子卖掉，结果钱还是不够，就把船也卖掉了，解决了他父亲故友的困难。卖完后，他就回到京城跟父亲汇报。当父子俩坐在一个桌上，范纯仁跟父亲讲：“我把五百斗麦子卖掉，钱还是不够。”父亲抬起头对他说:“那你就把船也卖掉了吧！”范纯仁说：“我已经卖掉了。”可见父子同心。

范仲淹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⑧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他于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噩耗传到各地，苏州和庆州的百姓，以及归附宋朝的各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众多百姓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泣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光辉，有着使人奋发向上的教育意义。范仲淹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均聪明非凡、德才兼备，分别官至宰相、公卿、侍郎，范家的曾孙都贤达显贵，绵延不绝，八百年来，苏州一带范氏后人依然兴旺。

范仲淹善心为他人谋福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其功德是无法估量的，而上天所回报给范氏子子孙孙的福禄，是范仲淹当时所付出的几十倍、几百倍。范仲淹毫无利己之心，播下了意想不到的善种，八百年来不断地开花结果，无意之中为子孙万代谋福利，成为行善的典范，受世人的敬仰赞颂。所以，世人若要为子孙谋福利的话，范仲淹的善行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

【注释】①谢氏：虔诚的佛弟子，长斋绣佛达二十年之久。 ②说 ：ｙｕè 。 ③醴 ：ｌǐ ，甜酒。④僧 ：ｓēｎɡ ，佛教指出家修行的男人。 ⑤韭：ｊｉǔ ，韭菜。 ⑥黜：ｃｈù ，降职或罢免。 ⑦范纯仁：范仲淹给儿子取名的期许，纯是一颗仁慈之心。⑧斐：ｆěｉ ，显著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989年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见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随后他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宁陵县。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参见词条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不和，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罢相，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参见词条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参见词条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让文彦博、滕宗谅、张亢分掌秦州、庆州、渭州。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参见词条庆历和议）为止，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他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同意，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仁宗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兄范仲温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与世长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调范仲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主要影响

政治贡献

实施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四万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二百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苏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赈灾济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军事思想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教育方略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文学成就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如《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书法成就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范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人物评价

总评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